宋志平一人带领中国建材、国药集团两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被誉为“中国稻盛和夫”。
去年年底卸任后,他花费很多功夫将自己的管理经验与理论形成文字,造福商界。这篇文章是宋志平先生最新的总结与思考,期待假期里为企业家带来洞见与启迪。
作 者:宋志平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我在企业工作整整40年,做大型企业的管理30多年,其中做央企领导人18年,去年年底刚刚卸任。
有一次,我在给一所商学院的EMBA项目做培训时,有学员向我提了个问题,“这么多年,让您担心的是什么事?”
其实类似的问题,以前哈佛商学院的鲍沃教授也曾问过我,实际上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想分几点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
1
担心自己想错了
“担心自己想错了”,这句话是2009年我回答鲍沃教授提问时给出的答案。
他当时问我,“让您晚上睡不好觉的问题是什么”,我不加思索地说,“怕自己想错了”。
当时我正在国内整合水泥,处在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那时自己压力很大,社会上对我整合水泥的质疑声也很大,再加上世界金融危机让中国建材的股价一落千丈。
那时我确实睡不好,常想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或者说水泥整合要做,但适不适合中国建材这家实力相对弱小的企业来做。
这个问题实际是个战略问题,理论上似乎好讲,甚至可以讲多个选择;但现实中,如果做了选择,就很难有退路。整合水泥这件事虽然后来被证明做对了,但整个过程中各种担心一直和我如影随形。
因此做正确的选择是企业家的首要任务,战略选择这个问题“纸上谈兵”容易,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去干就没那么简单。尽管企业里有战略规划部门,也有董事会,但最后的决定却在你自己的方寸之间,出了问题也很难推卸给别人。
好在这么多年,无论北新建材、中国建材还是国药集团,我主持做出的决策还没出现过大的失误,每个决策过程我都经过左思右想的。
我常讲,决策的事并不像文学作品中那样坚决和果断,有时候最后一分钟还在犹豫,也有的决策是想了很长时间在最后关头取消了。
我们老讲,做企业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地经营,这是企业家做决策时应有的心态。
所以这些年来,我在企业里是越做越“胆小”,越觉得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我们做的决定也充满了不确定。这有点像在大海里航行,即使你方向正确,但还要时时注意暗礁,还要随时和恶劣的风暴拼搏。
我给大家讲要“做好主业”,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主业你熟悉,容易判断;二是业务不要过于分散。
我主张要专业化做业务,只有具备相当实力的企业才适合做多元化业务。
“选业务”是企业的一件难事,有的企业能成功,往往在于选对了一项业务,而不少企业的失败往往是由于始终没有选对业务。
在选业务上,我常给年轻人讲“四问”和“四不做”,这反映了我对业务选择的慎重。
“四问”是要问自身是否有优势、市场是否有空间、商业模式能否复制、与资本市场能否对接,而“四不做”是指产能过剩的项目不做、不赚钱的项目不做、不熟悉的项目不做、有法律风险的项目不做。
做企业,有些错误可以犯,犯了可能还有改正的机会;而有些错误不能犯,是那种一生一世的错误,犯了不会再给你改正的机会,而战略选择错误就是这种错误。
做正确的事、做正确的选择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常让人陷入迷思,但又必须得做出选择,这就是做企业,尤其是企业家的难事。
以前有位美国管理专家去承德避暑山庄,他了解了乾隆“知微知彰、知柔知刚”的含义之后说,“你们不用跟美国人学管理了,你们老祖宗的这八个字里都有了”。
其实,成都的武侯祠里那副知名对联中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也是讲了战略的事情,而这又是最困难的一点。
2
担心干部们心里没“数”
企业的经营状况是靠业绩反映的,而业绩是以数字来表达的,企业又是由多层级组成,所以这些数据就至关重要。
我们企业的干部,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的管理人员,过去不少人对数字不敏感,喜欢定性说问题,不大会定量讲,有的人对生产经营数字常发生数量级的错误,这常让我担心。
其实不光我们,有一次我去日本,席间一位日本企业家说到,“宋总,您知道我们日本中小企业为什么倒闭这么多吗,是因为不识数,不知帐上还有多少钱,只顾花销,支票一空头就倒闭了。”
我比较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前在北新建材当厂长就极其重视企业里的经营数字和财务数字。
那时,工厂产供销报表的数字如果有错误,我往往一眼就能看出来,干部们常讲,宋总的数字概念真厉害。由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习惯,不少干部是不习惯用数字进行思考和管理的,常常讲一大堆的道理,但一问数字就傻眼,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
尤其企业上市后,都要做季报,上市公司就更加重视企业的数字化管理,因此一些精于数字的财务人员被放到了重要的管理岗位,但有的财务人员又不见得懂行业、市场和技术,因为企业的利润归根结底是挣出来的,不是算出来的,这也让我十分担心。
到中国建材后,集团所属企业多了,我觉得对整个企业进行数字化的管理就尤为重要。集团每个月的月度会,都是先让各单位“一把手”报报经营数字,这样的报数型月度会坚持十几年了。
一方面是让大家了解各单位真正的经营情况,另一方面是逼着干部将经营数字入脑入心。
企业的干部们只有做到心里有数,才能进行数字化管理,而只有数字化反复对标,企业的各项指标才能循序渐好,这也是个规律。
这几年,以数字化为手段推进组织精健化、管理精细化、经营精益化的“三精管理”,使得中国建材在集约化管理和高质量发展方面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我主张企业的干部们要做好自己的经营,不大喜欢大家整天去听那些悲观经济学家讲“黑天鹅”、“灰犀牛”之类的演讲,我喜欢干部们能讲清自己企业的经营数字KPI、能讲清楚行业上下游情况和市场情况,讲事情时应能回答“是”还是“不是”、“是多少”,不能总讲“大概”、“也许”、“可能”什么的。
我觉得做企业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的事就行,能做到好年景多赚点,差年景少亏点就可以了。企业里有些干部特别热衷对社会宏观发议论,而对企业的事情却不甚了了。
企业是微观经济,需要聚焦和细致,所以我喜欢那种能把企业的事说清楚的“痴迷者”,我不喜欢那些总是不着边际、大而化之议论的干部,做企业就是要对具体的工作聚焦了再聚焦。
3
担心做盲目创新
以前熊比特说,企业家的特征是创新和冒险;后来德鲁克说,企业家的特质是识别机遇,冒险不应是企业家的选项,他认为企业家是创新并创造了财富的人。
提到创新,谁都知道企业不创新等死,但在创新过程中死掉的企业确实也不少。
企业是个盈利组织,不是兴趣小组,创新必须要赚钱。
因而我给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希望企业进行有效的创新,把握好创新的机遇,正确采用适合自己的创新模式;创新不要动不动就追求高科技,其实中科技、低科技、零科技也都可以创新,像今天的许多互联网商业平台,大多是零科技的商业创新模式。
我不是反对高科技,因为毕竟能做高科技的只是极少数人,而且高科技也有高投入和高风险的一面。
这些年,我看到不少本来做得不错的企业在盲目创新中倒下了,有的对新业务领域并不熟悉就盲目进入,有的“一窝蜂”式的进入同一新业务,这种盲目创新,不光新业务没做成,往往把老业务也拖垮了。
所以,我对盲目创新很担心,有的干部给我说,“咱们做石墨烯吧”,我说,“石墨烯是单层碳原子物质,我们目前还做不来,我们把超细石墨粉先做好吧。”回过头来看,那些盲目开展石墨烯业务的没剩几家活着的企业。
当然,要求企业的每个创新都成功也不大现实,除非不创新,但企业的创新往往是在自己行业里进行的专业创新,所以风险会大大降低。
市场上的风投公司常讲他们的成功率有10%就可以,但企业不同于风投,企业创新的成功率应超过70%,这恰恰是企业的创新难度和特点。企业的创新成功与否,往往不以科技高低论,而应以最后是否赚钱而论。
以前摩托罗拉曾搞过铱星电话,技术不能算不高,但后来亏了本,严重影响了公司后续的经营。对于企业而言,赚了钱的技术才是好技术,赚了钱的创新才是好创新。
创新不能搞运动,创新和技术进步靠整个工业水平的提高,离不开企业间的配套支持。
四十年前,我们造汽车希望国产化,当时连烤漆都做不好;而现在特斯拉在上海造电动车,我们当年就可以完成全部部件的国产化。就拿我们常讲的芯片来讲,其实芯片要各种半导体工业的配套,这就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
创新是个慢工,需要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不能去拔苗助长。
4
担心得大企业病
企业是成长的逻辑,但企业随着成长又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大企业病,这是我十分担心的问题。西方人把这叫做“帕金森定律”,就是组织会自动形成无效率的宝塔式结构。
确实是这样,企业开始时往住是规模不大,业务也相对单一,这时企业的活力比较强。但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层级和机构越来越多,企业的人员也越来越多,就会滋生大企业病。
我给“大企业病”总结了六大特征,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士气低沉、投资混乱、管理失控。
以前北新建材那个工厂试生产时,人员只有800名左右,到我当厂长时人员居然到了2200名,其实,工厂的生产线并没有增加一条,就是人员扩充了一倍多。
我当厂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关闭新增员工的门,同时注销了工厂开办的30多个不赚钱的小公司,用了好几年时间,通过企业发展新业务和员工的再培训消化富余的员工。
我提出“创造2000个员工就业的岗位”的口号,实在也是没有办法。中国建材两材重组后,我们实施了大规模的精简,集团总部的职能部门从27个减为10个、人员从275名减为150名,二级企业从33家合并为12家,企业层级从7级减为4级,清理撤销了400多家公司,也减掉了不少冗员。
我以前插队时做过农业技术员,那时学过给果树剪技,基本逻辑是果树不修剪就会疯长,而疯长的枝叶就会耗费大量的水分和养料,因而通过剪枝控制果树疯长,让果树把更多的养分用于结果上。
其实企业也是一样的,中国建材 “三精管理”中的第一精就是组织精健化,就是我们讲的“三减”,即减层级、减机构、减冗员,企业是一边发展,一边“剪枝”,也就是说,组织精健化应该贯穿于企业发展的始终。
在企业建设中,我主张“先进简约”,就是把资金用于企业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上,在这方面一定要先进;我反对做一些非经营性投资,我不主张厂长的办公室也搞大班台、布置金鱼缸等等。
中国建材再大的工厂也只会有个两三层的小办公楼,几百家工厂一概如此。
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间,中国建材就在紫竹院南路的一个小办楼办公,在香港上市的股份公司也是租了别人的一层办公楼办公。那时,中国建材的办公楼是央企里最小的办公楼,经常有客人在楼下打电话和我说,“找不到中国建材大厦”,我说,“你往下看、往小里看”。
我也常给部下说,欧洲一些世界500强企业的办公楼都是红砖小办公楼。中国建材正是在这栋小楼里,从一家年销售收入仅有20亿、规模很小的公司发展成为世界500强企业。
2013年,中国建材搬入新兴桥附近的一栋新办公楼,办公条件大大改善。我望着那栋25层高的办公楼,不由想起了帕金森定律里讲的“金字塔”,所以我给部下们讲要克服大企业病,也把中国建材未来的发展调整为高质量的稳健发展。
其实,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陷入大企业病的泥沼。
几年前,我选了柯林斯的《再造卓越》给大家讲,卓越企业倒下有五个过程,即狂妄自大、盲目扩张、漠视危机、寻求救命稻草、被人遗忘,其实当年美国的世通和安然都曾是辉煌一时的企业,却倾刻间都倒下了,做企业没有强者恒强的道理。
英国80多岁的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在他写的《规模》书中讲了一个重要逻辑: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张,效能会下降,当扩张到一定规模,企业内部就会支离破碎,一遇到风吹草动就会轰然倒下。
韦斯特给大企业病找到了理论解释。
5
担心市场恶性竞争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但竞争有好竞争也有坏竞争,良性竞争是好竞争,而恶性竞争是坏竞争。这些年我在做企业过程中,对市场中时不时发生恶性竞争常感到头痛。
市场经济是过剩经济,也就是无论哪种产品都会做到过剩,产品的价格会随着过剩而降低,用价格信号调节产业的投向。这是理想的市场自由竞争的原理。
但在现实中,每场竞争却很难做到理性竞争,在投资上也有不少盲目的行为。
恶性竞争者往往做三件事:
一是过剩的领域还要投资,往往相信自己能打垮别人。
二是为了抢占市场占有率不惜赔本竞争。
三是走“劣质低价”的路线,假冒伪劣以低价进行竞争。
本来是好端端的一个稳定的市场,一下子就被个别恶性竞争者搞得一塌糊涂。
以前我在北新当厂长时,当时北新的石膏板销得不错,价格也很好,跨国公司跑来竞争,把产品放在北新的厂门口销,每个月压一次价,半年下来把价格压掉了一半,搞的大家都没钱挣,目的是让北新关门,抢占中国石膏板的市场,后来打来打去,那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的企业也吃不住劲了,最后也倒下了,倒是靠优质优价的北新建材挺了过来。
我在做水泥的过程中也是这样,水泥是个“短腿”产品,而且也是过剩产业,但总有些地方和企业仍不断新增产能,把原来靠错峰生产形成略为稳定的市场搅黄,使得这些区域价格降得很低,后果是投资者血本无归,地方政府也没有税收。
不能把自由竞争理论当成教条,现在一些人认为只要竞争就是对的,也有些企业做销售的干部在那比狠斗勇、搞恶性竞争。其实,即使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光有《反垄断法》,同时还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对低价的倾销式竞争。
我在做企业过程中比较重视“市场竞合”和“优质优价”的经营思路,市场中的同行之间不光要进行竞争,还要有合作,不刻意去挖别人的墙角,不去做红海竞争而是要蓝海竞合。
其实在中国水泥行业里,中国建材不光是最大的水泥供应商,还是最大的技术装备服务商,中国建材也是把最好最新的技术和装备提供给行业的同行,这符合中国建材的竞合策略。
在优质优价方面,我认为质量有成本,所以好的产品价格好些客户是能接受的。
当年我从北新建材离开时,给北新的年轻人留下了“质量上上、价格中上”的八字经营方针,北新到现在一直坚持,由于他们产品质量一贯的好,服务一贯的好,因而这些年全国著名的项目均采用了北新的龙牌石膏板。
中国建材两材重组后,我给中材国际这家做全球水泥技术装备的企业制定了“五优”经营方针,即“优技、优质、优服、优价、优利”,不再靠拼价格进行竞争,即使和跨国公司之间,我们也主张大家合作、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不吃独食,这种包容性经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企业的经营方法上,以前讲的比较多的是“量本利”,即加大销量可以降低产品的单位固定费用,从而降低产品单位成本;但在过剩市场情况下,企业无法加大销量,多生产意味着加大库存,不但不能降低成本,还会增加资金占用。
因而,中国建材推行“价本利”的经营方法,就是稳价降本的经营,这些年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我做过10年销售工作,我觉得销售工作不能一味地靠降价和赊账,而是靠质量和服务,尤其是为客户多做些特殊的增值服务。
我也特别反对自己的销售人员去压价销售,因为作为行业领头企业如果带头打价格战,整个行业将不堪设想。
我认为,要想做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效益、政府有税收、职工有收入、环境有改善”这样综合的目标,必须改善我们的市场竞争理念。
文章来源:领袖思维学社 正和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