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 刘利刚


    央行5月12日晚间宣布，降低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50个基点。这样的消息，在上周一系列较为疲弱的经济数据公布后，并不让人吃惊。同时，笔者也在此前的专栏中提到，由于资本流入开始不断减少，中国在今年多次降低存准率，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上周公布的所有经济数据都逊于预期，这导致了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减速的担忧。其中工业增加值跌破两位数，达到9.3%的水平，远远低于此前11-12%的增速区间，不得不让人担忧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从分类数据来看，下滑是全方位的，在受到房地产疲软影响的钢铁和汽车行业逐步探底时，化工等上游原料行业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滑，似乎表明整体工业走势呈现出由下游至上游的传导过程。对应大幅放缓的工业数据，电力消费数据也仅在4月同比上升了0.7%，也表明“用电大户”重工业的疲态。

    而近日公布的信贷数据似乎也表明，来自实体经济的需求下滑。新增信贷在4月跌破了7000亿元的水平，同时，M2增速也再度跌破13%的水平，M1增速则徘徊在4%的水平上，这些都从多个方面表明，企业的需求开始下降，并导致了新增信贷需求的逐步放缓，同时，企业留存的现金和活期存款量不断减少，也导致了M1增速一直处于较低的区间。

    加上通胀压力的暂时放缓，中国的货币政策的持续放松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从公开市场来看，近期的市场资金到期量开始呈现出减缓的趋势，这导致了央行开始罕见的逆回购操作。

    央行也在此前的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到，提到了“继续优化流动性管理，综合考虑外汇流入、市场资金需求变动、短期特殊因素等情况，运用逆回购、正回购、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流动性管理工具组合，灵活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平稳运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货币政策操作的顺序，在近期通过逆回购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后，由于正回购和央票发行是收紧流动性的手段，因此未来放松手段将更倚赖存准率的调整。

    笔者也在上篇专栏文章中提到，存准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流入状况的一种天然反应，这在中国的货币方程中尤为关键。这是因为中国官方习惯于先设定好广义货币增长目标，这事实上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设定好了基础货币的增长目标。而按照基础货币供给的来源，只要假设外汇占款的大体数字，就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可信的存准率目标区间。

    中国的外汇占款数量已经在今年出现大幅度的下降，这意味着未来的“降准”空间较大，如果延续目前的外汇占款趋势，笔者认为央行可能需要再降准1.5-2%，相当于大约三次降准。

    换个角度来看，对于货币政策执行者来说，在经济下滑、通胀放缓时，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放松货币政策，以防经济进一步下滑，造成恐慌性的政策放松。

    综合这些因素，降准是一个在客观和主观条件下都能够被接受的政策选择。但其政策效果却需要进一步考量，简单来看，降准能够降低市场利率水平，从而鼓励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贷款。

    但目前来看，银行间市场的利率水平已经不断降低，但企业却似乎并没有获得足够的信贷资源，真正获益的反而是债券市场。这又是为什么呢？

    诚然，政策有一定的时滞效应，但信贷需求却由于很多其他政策的存在而被压制。

    其中对信贷需求影响最大的，是房地产市场的“限购”政策，这一政策的影响力已经明显超越了对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等领域，并开始向消费等其他领域进一步扩展。

    笔者认为，房地产市场的硬着陆甚至崩盘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将非常巨大，因此，应对这一政策作出一定的调整，以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当然，出于各种考虑，如果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难以放松，笔者认为，应该向民转利，进一步实质性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