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执董会在7月12日完成与中国的第四条磋商讨论后，于本周三（7月17日）发布了对中国经济的评估报告。
　　
　　IMF对中国迅速扩张的“非传统金融部门”风险提出了警告。IMF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Markus Rodlauer）周三表示，尽管非传统金融部门风险目前仍然可控，但IMF对这一部门增速过快和监管套利这两方面感到担忧。
　　
　　马库斯表示，IMF认为中国并无“硬着陆”风险，预计今年经济增速能达到7.75%，尽管面临下行风险。中国有能力经受住冲击，但建议中国逐步加强政策缓冲。同时，马库斯表示，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QE）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小。
　　
　　担忧非传统金融部门增速过快
　　
　　“短期内，中国的首要任务是遏制信贷增长，并防止金融部门风险进一步累积。”报告称。IMF执董们认为，中国经济近期的挑战是遏制金融稳定风险，控制信贷增长和非常规形式的贷款。
　　
　　IMF警告称，尽管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维持了强劲增长，但高度依赖信贷和投资维持经济活动导致风险上升，其后果是不断累积的杠杆正侵蚀着金融部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这尤其体现在社会融资总量的持续快速扩张。报告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社会融资总量占GDP比例急剧攀升，从2009年的129%升至今年第一季度的195%，短短4年内上升了约60个百分点。
　　
　　随着非传统金融部门的发展，融资活动逐渐转向受到更少监管的所谓“影子银行”部门，对金融稳定构成了风险。IMF在报告中指出，信托公司和企业债等领域的迅速增长对监管、承销标准和定价风险提出了挑战。此外，理财产品的蓬勃发展也让潜在资金池的透明度引发了外界担忧。如果最近的加强监管能够严格实施，将能够降低一些风险，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信息披露不全和道德风险的隐忧。
　　
　　“我们不太愿意称其为‘影子银行’，更愿意称之为‘非传统金融媒介’，因为它并非真的在阴影下进行。其实它更是一种金融创新、多元化，它既有利也有弊。”马库斯表示。
　　
　　马库斯表示，通过银行开发的理财产品进行融资的比例非常小，只占到存款的10%左右，因此仍是在可控范围内。“非传统金融媒介”实则是基于市场需求的一种借贷。“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转型，五年前可能没人会预料到，2013年的今天中国有50%金融媒介都是市场化的金融媒介。这是在太令人震惊了。”
　　
　　马库斯说，IMF方面的担忧主要有两方面：第一，银行监管机构不可能时时跟上各种金融创新的脚步，这就会引起信贷质量问题，从这一部门的增长速度来说难免令人担心；第二，尽管称之为“市场化”，但这实际上是一种“监管套利”，旨在规避某些监管规则，这些规则例如存款利率限制，都是存在于传统借贷中的。以上两点需要谨慎对待。中国政府也表示同意IMF的评估，即需要遏制中国非传统金融部门的增速并实行严格监管。”
　　
　　IMF在报告中称：“理财产品和信托产品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演变为金融稳定的系统性威胁，尤其是投资人突然丧失信心引发挤兑。”一个相关风险是，非传统信贷来源的繁荣会引发资产质量恶化，从而最终导致严重的信贷紧缩和沉重的财政负担。这种情况下，“银行也无法免疫，因为它们与非传统金融部门联系密切”。
　　
　　报告称，目前的中国银行业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贷款资产质量仅出现适度恶化。然而，银行仍然面临企业财务表现急剧恶化的风险。
　　
　　IMF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取消利率管制、在货币管理中加大使用市场化工具、并强化审慎监管，包括对非银行活动的监管。
　　
　　为此，IMF建议，对坏账和困境中金融机构的处置框架应更加可靠和透明，这将促进薄弱机构的有序退出。并欢迎中国引进存款保险计划，并鼓励当局采取措施，消除人们对一些金融产品存在隐性政府担保的想法，从而确保更加有效的风险定价并限制道德风险。
　　
　　广义负债率45%、赤字率10%
　　
　　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也是IMF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担忧之一。由于财政收入与支出需求不匹配，融资渠道有限，地方政府不得不转向“预算外活动”，包括土地出售，来为社会与基础建设支出融资。尤其是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工具”（LGFV）的借贷自2009年以来大幅上升。
　　
　　根据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和预算外资金的广义政府债务数据，IMF工作人员预计，2012年中国的“增扩”政府负债占GDP比例高达45%，而“增扩”财政赤字率为10%。
　　
　　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赤字率是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衡量财政风险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说政府债务是“存量”，那么赤字就是“流量”。耳熟能详的国际“警戒线”是，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不应超过60%，而财政赤字率则不超过3%。
　　
　　美联储退出QE对中国影响较小
　　
　　就美联储的量化宽松（QE）以及退出QE对中国及新兴市场的溢出效应，罗德劳尔表示，从目前来看，QE的溢出效应对全球经济而言可以说是积极的。当然也有副作用，并且副作用会与日俱增。
　　
　　“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逐渐退出，要注意，只有在发达国家经济基本巩固时才能逐步退出。因此一旦开始收缩QE，就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利好，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马库斯说。
　　
　　马库斯指出，对于不同经济体而言，退出QE的影响也不同，因此不能一刀切。由于市场反应尚不确定，QE逐渐退出将会是一条“坎坷之路”；其影响对于不同新兴市场国家将不尽相同。“这与新兴市场自身实行的政策有关，比如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汇储备等。”
　　
　　马库斯认为，中国位于那些受QE退出影响较小的阵营，因为中国仍实行资本账户管制。“我并不认为QE退出会对中国造成影响，至少就目前而言。中国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中国有足够的金融优势，也不依赖国外资本流入以及外部储蓄，这要归功于资本管制。”（文章原创：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