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B News《澳华财经在线》10月5日讯 中国在澳投资的快速增长曾在澳洲政坛引发一场不小的风暴，目前风暴势头已大为平息。澳新银行Bluenotes针对这股风潮引发的后续思考做出梳理，并提出观点认为，澳人应当以长期视角，适应和接纳中国的投资。
 
Bluenotes主要引述了澳洲金融评论报前经济学新闻编辑艾伦•米切尔（Alan Mitchell）的分析。米切尔相信，随着中澳两国贸易关系逐步深化，澳大利亚与中国这个亚洲巨人之间的相互投资必然会增加，届时围绕中国在澳投资的激烈辩论势必再起。
 
当前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6年对华出口占到澳洲出口总额的1/3。过去十年间，澳洲的出口增长一直由矿产担纲，但其他领域也照样成绩斐然，服务业和农业的出口收入翻了两倍多，制造业出口增长了一倍。
 
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澳中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必将随之持续加深和扩大。米切尔认为，中国市场这个舞台上澳洲的“戏份”未来有多大，两国间的投资流动将发挥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他强调，澳洲应充分利用眼下这段相对风平浪静的时光，详加琢磨如何改善自身的外资政策，以便能更好应对未来的政治和经济挑战。比如是否应该考虑让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FIRB）依法独立，类似如今的生产力委员会。在高度焦虑和抉择困难时期，一个更独立、更透明的FIRB更能激励公众的信心。
 
拿到通向中国市场大门的钥匙
 
本土公众对外国投资普遍不友好，这并不新鲜。《澳洲人报》的经济编辑大卫•尤伦（David Uren）在他的力作《收购：外国投资与澳洲人心理》中就曾讲述1980年昆士兰州发生的针对日本旅游开发项目的炸弹袭击事件。
 

 
不过，越来越多的公众已经认可了外国投资在支撑澳洲人高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性。
 
澳财政部表示，外国投资弥补了国内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差额，这大约相当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另据估计，境外资本流入及投资减少量若相当于1%GDP大小，澳洲国民总收入在十年内每年就将减少约0.5%。
 
米切尔同时指出，若愿意接受境外贷款机构和资产组合投资者变幻无常的情绪，以及相伴而来的外资所有及控股形式，澳洲就不需要外国直接投资。“而如果能够获得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直接投资，我们也就不需要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
 
但米切尔明白，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者未必握有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钥匙。
 
中国投资和澳中贸易之间的联系在农业领域最为明显和关键。澳洲应加大投资农业，以便能充分利用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米切尔的意见是整合农场。农场整合后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专业管理优势，应用更多的先进工厂和设施，生产率和回报率也将双双提高。
 
按回报率排名，澳大利亚前25%的大农场占到农业总产值的55%，而排名靠后的25%的农场只占到不足10%。
 
米切尔一语道破：“这些投资有相当大比例应该来自中国。为了满足本国新兴中产阶级快速养成的西方口味，中国的食品制造商和零售商将不惜投入重金做投资。”中国的食品制造商和零售商需要可靠性好、灵活性高的供应链，为此他们必须与澳洲的企业管理层紧密合作，并需要在澳洲农业市场做大量投资。
 
中国对澳投资最具活力的领域
 
就像先于他们的日本钢铁制造商一样，中国的食品企业需要通过复杂的供应合同安排或收购澳洲生产商，以保障供应来源和相关专业知识。若澳洲不能满足中国食品企业的需求，加拿大、新西兰等其他国家则可能取而代之。
 
米切尔估计，垂直一体化整合会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使灵活性最大化，这或将成为许多中国大型食品进口企业的优先选择。
 
澳洲的农场主也将发现自己身处激烈竞争中。面对中国的市场准入，理论和实践之间差距甚大。“想必乳制品企业贝拉米（Bellamy‘s）和美国牛肉生产商深有体会，”米切尔说：“若在中国有颇具政府关系的合作伙伴，澳洲农业企业可能会备感幸运。”
 
并非只有澳洲农业从海外投资，包括中国投资中获益丰厚。澳洲的私人医院也正兴致勃勃地试图撬动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所承诺的投资机会。
 
米切尔指出医疗保健应该成为向中国新兴中层阶级输出高端服务的先锋。
 
随着制造业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亚洲国家，澳大利亚等国经济 的发展就必须更多地仰仗就业和贸易服务了。这个意义上说，服务出口的成功对澳洲来说极为关键。
 
幸运的是，服务业是全球贸易中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但是专业和商业服务的买卖，需要出口方能够在进口国市场中深耕细作。它需要外国投资和相关的合作伙伴。
 
据估计，澳大利亚70%的对美出口服务多数是通过澳洲商人在美国成立的附属机构出售的。
 
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向中国出口服务会变的越来越容易。但理论和具体现实的差距再次出现，譬如许可程序方面的障碍，海外供应商在取得市场准入时会面临一定非正式限制，比如较高的资金门槛、有关建立分支机构的限制等。
 
政府与FIRB可以尝试改进
 
2016年，中国投资者对牛肉帝国基德曼公司的并购几经挫折，关于中国在澳投资面临的障碍，以及若隐若现的保护主义高墙再次引发关注。
 
米切尔提醒道，如果中国发觉澳洲对其投资存在不公正的歧视行为，那么澳洲的投资者和出口企业可能就会在中国市场面临更大障碍。他认为，虑及国家安全，澳洲政府认为必须限制中国在澳洲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上的投资，那么澳洲政府理应放开其他经济领域，鼓励中国资本大举投资。
 
中国资本投资澳洲农业，最终还是在政治上引起了高度争议。米切尔觉得澳洲政府应在这场争议中扮演更强有力的领导角色，FIRB也可以有更多作为。
 
但遗憾的是FIRB给政府的详细建议必须保密，米切尔建议FIRB效仿新西兰海外投资办公室的做法，公布决策概要。“FIRB在法律上独立自主，且拥有大量资源和强烈的公众责任意识，它能够使这个过程变得更加透明。
 
FIRB可以利用其发布的年度报告以及研究和讨论文件，吸引公众参与到境外投资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米切尔直言，不要指望此举就能终结这场已变得高度情绪化的争议。但他认为冷静的公众可由此清醒地意识到该相信谁和该相信什么。这样一来，政府就有了更多政治空间来做出明智决策。而一旦政府没能做出明智决策，它会遭受各方批评。
 
米切尔建议FIRB的年度报告应包含对投资交易做出推荐的详细记分卡，里面要记载政府决策与FIRB建议背道而驰的次数。
 
透明度提高，FIRB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就都有了更多的说辞和由头。“但就如我们从关税税则争议中所知道的那样，这是建立持久共识的一个必要环节。”
 
Bluenotes将上述过程定义位“一项很有必要的长期投资。”
 
澳洲还从来没有过像中国这样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者——一个西方国家联盟之外崛起的、与澳洲主要盟友的关系日益抗衡的超级大国。
 
“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虽路漫漫其修远，须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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