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我和几位中国学者一道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这届会议报告的主题是“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从欧洲人的视角看“西方”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是否正在衰落。这是一个有历史纵深的理论性问题，引发与会人士的热烈讨论，但仍免不了被中美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冲淡。

 

 

当时正值中国新冠疫情最困难之际，与会的美国政要们不仅对关于疫情的讨论或信息没有兴趣，而且抬高对中国批评的调门，纠缠华为5G、香港、新疆等问题，强势要求欧洲人站队，试图形成对中国战略竞争的西方统一立场。出席会议的美国人阵容强大，包括众议长佩洛西等二十多名参众议员，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前国务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库学者。他们显然是协调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致立场，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威胁”作为与会的主打话题，污蔑华为产品是“中国情报系统安置在西方内部的特洛伊木马”。他们指责中国奉行“胁迫性的海洋政策”，运用军事和外交力量挑衅他国等等，同时宣称“西方没有没落”“西方价值观将战胜俄罗斯和中国对‘帝国’的渴望”，要求欧洲与美国共同应对“中共不断增强的进攻性”。

 

这些强硬表态呼应了特朗普上台以来对华政策的调整，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者”。三年来，美方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在军事上深化针对中国的部署，政治上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美方的持续挑衅迫使中方做出反应和反制，中美关系出现快速下滑。

 

 

观察美国政策的改变，不能不看到冷战后中美两国的国家基本路线呈现出两种不同方向的演进态势。

 

中国判断和把握住了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势而为，坚持改革开放、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构建起全球合作网络，同时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

 

而另一边，美国却沉醉于“历史的终结”和单极秩序，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模式改造其他国家，发动了多场战争，陷入霸权的自我消耗。加之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对资本的扩张缺乏有效管理，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同时，美国国内矛盾解决得不好，分配不均使得中低阶层生活质量下降，身份认同的矛盾让社会分歧扩大，政治日益极化。近年美国社会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不少人认为国家的政策和路线是不成功的。特朗普政府索性放弃自由主义国际政策，大搞保守主义和本国优先，美国的霸权呈现收缩的姿态，“灯塔效应”也变得黯淡。

 

中国与美国的“一进一退”，反映出两国在同一国际体系中的反向演进，必然带来国际权力调整的张力。

 

美国一方面需要解决这些年内外政策失误累积起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中国日益警惕，并且试图打压。美国的政策和态度的转变给国际形势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美方担心中国与其争夺世界主导权，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美鹰派势力意图推动对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认为唯此方能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这股力量的动员力和影响力都在扩大。美军方则以西太平洋、东印度洋为重心，升级军事部署、强化同盟网络、推进“印太战略”，利用南海、台湾等问题增加对中国的制衡。

 

外界普遍担忧：中美是否会闭着眼睛跳入“修昔底德陷阱”，即所谓守成大国的恐惧与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冲突？多边全球合作的架构是否会因此分裂甚至崩塌？

 

现在看来，2020年初发生在慕尼黑的一幕似乎预示了，中美关系将在这一年里加速滑落。

 

 

慕安会结束后不久，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4月上旬，美国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新“震中”。此番疫情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三次改变世界议程的重大事件。前两次分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尤其是后者，使美国陷入严重困难。当时世界各国鼎力支持，与美国一道共克时艰。然而这一次，美国在全球层面没有释放团结合作的信号，完全没有体现出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和能力，不仅不出面组织国际防疫，还试图阻碍合作、制造对抗，令世人惊诧。

 

国际社会最初对中美合作抗疫是抱有期待的。一方面，经过13轮艰难谈判，第一阶段中美经贸协议在2020年初签署，延宕一年有余的经贸摩擦终于得到缓解，给持续下滑的双边关系踩了刹车。在双方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中美元首于2019年12月20日通了电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当前国际环境极为复杂的背景下，中美达成这样的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和平和繁荣”。

 

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判断和两国合作的预期有所回升。

 

另一方面，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根据中美2001年携手反恐、2003年合作抗击非典、2008年同舟共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14年共同阻击埃博拉病毒的经历，人们习惯性地预期，这次两国仍能将这场全球公共卫生挑战转化为改善关系、恢复合作的机会。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人们所愿。武汉疫情发生后，美国政府没有表现出关心和开展合作的愿望，而是单方面撤侨、断航，商务部长罗斯将中国疫情称作“加快工作机会回流的机遇”，言谈之间缺乏基本的同情和人道关怀。美国有一些企业、个人和华人华侨给中国送来了物资援助，但是根据中国官方的信息，没有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实质性援助。《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刺激了中国民众的痛苦记忆，引爆两国间舆论对立，在美方拒绝道歉的情况下，中方取消三名驻华美国记者的执照，而美方则压缩了驻华盛顿的中国记者的人数。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带来的中美关系缓和势头很快被冲淡了。

 

 

但此后，美国国内疫情的暴发和失控，导致经济衰退，并牵动2020年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特朗普政府为了转嫁防疫不力的责任、保选情，采取“推责中国”的策略，掀起批评中国的舆论浪潮。白宫的表态可以被看作是官方的措辞指导，强调是由于中国政府的延误、不透明、向外输出旅客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勾结，才导致美国和全世界深受疫情之害。国会一些议员闻风而动，煽动对中国的抱怨，挑动针对中国的溯源追责调查，个别州的检察部门试图发起针对中国的索赔诉讼。

 

中方也不示弱，坚决反击美方不实之词，同时用大量数据和事实呈现中国党和政府采取的负责任措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7日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更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历程和做法。

 

特朗普政府没有因为疫情而放松对中国的打压，美行政部门颁布针对华为的贸易和出口新规，限制进而准备封锁华为获得美方软件、硬件的产品供应，同时将更多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由此可以看出，美加大推动与中方的科技、产业“脱钩”力度。

 

与此同时，美国战略界有舆论指责中国借疫情离间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扩张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力，声称中国试图加强对国际组织的掌控，说中国已经“不再掩饰”与美国争夺全球领导力的意图。在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美国国会动作不断，通过《2019台北法案》等新的干涉中国内政的立法，后续还有一批涉华议案等待审议。美行政部门违背“一个中国”政策，与进入第二任期的台湾蔡英文当局增加了官方接触和交往。加之中美航线联系、人员交流等均因疫情而萎缩，这些都在事实上加快“人文脱钩”的步伐。

 

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对民意产生了负面的塑造作用，愤恨、敌视情绪迅速扩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3日至29日对1000名美国民众的调查显示，6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态度，这是自该中心2005年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以来最为消极的评价，2017年这方面的比例为47％。此次调查中，还有62％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是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威胁。在哈里斯民调中心4月在全美开展的调查中，90％的共和党人、67％的民主党人认为中国应该为疫情的扩散负责，66％的共和党人、38％的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政府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中国国内虽然没有民调机构进行此类调查，但从网络空间的大量评论和媒体声调看，民众对美国朝野疑华反华言行十分反感，负面情绪和不信任感也达到了建交以来的高点。

 

5月20日，白宫网站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报告（以下简称“战略方针”）。该报告是根据《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要求向国会提交的，并非出台新的对华战略，但其中包含了根据形势变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更加具体地描绘对华竞争的路线，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也更浓。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朝着成型又迈进了一步。

 

究其原因，还是美国强硬势力要咬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想让双方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缓和竞争，进而分散乃至打乱他们的“战略部署”；相反，他们试图借机强化竞争。“战略方针”中提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概念，成为阐述对华战略的关键词。

 

回顾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里根时期“以实力求和平”的现实主义思想，也被称为“里根主义”。在当时的冷战形势中，美国处境并不十分有利，里根政府通过大力渲染扩充军备、扩大核威慑，将苏联诱入军备竞赛的陷阱。近些年面对俄罗斯复兴、中国崛起等挑战，美有学者倡导“进攻性现实主义”，其基本判断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注定了大国竞争的悲剧宿命，主张以进攻的思维和行动提防对手、维护权力、捍卫霸权。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更像是“以实力求和平”的里根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杂糅，不排除白宫试图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新的对华竞争理论，对未来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发挥“塑模”作用。

 

而中美关系在螺旋下降的循环中，步入两国建交以来十分困难的阶段。如果将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过程比作一个360度的“圆”，那么前半个180度的“圆”在2018年底就差不多划定了，也即美国朝野、府学各界基本形成必须调整对华战略的共识。但是对于后半个180度的“圆”怎么划，也即究竟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对华新战略才是有效的，则一度缺乏共识，有主张“聪明竞争”、在加强遏制的同时保持必要接触和合作的呼声，也有主张不惜一战全力打压中国的叫嚣。2019年以来美政治动员的趋势是，推动形成更加明确的与中国竞争的“全社会共识”。两国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碰撞明显加快了这个进程，目前的状态恐怕还不是最低谷。

 

 

中美矛盾如今成为国际格局转变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两国之间的紧张态势主要是由美方主动推动的，试图挑起在以下四个博弈场上的竞争：

 

一是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新冠疫情之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会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进一步印证了“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在美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从中方的角度看，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近来美政府当局的涉华话语更是试图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和对立起来，挑衅中国共产党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与之斗争。

 

“战略方针”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挑战之一，突出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似乎在刻意将中国包装成当年的苏联，其意图无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关系的优先位置，为胁迫企业和经济界接受“脱钩”提供依据。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两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零和对抗模式的意识形态之争。

 

二是舆论战。今年以来，美国对华较量的重点出现从贸易战转向舆论战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其他领域的竞争。

 

贸易战恶化的势头在第一阶段协议签署后基本得到控制，科技战则难以速战速决。在安全领域，美军方目前的主流想法是保持足够威慑，而非主动进攻。而在舆论战方面，美方经验丰富，有话语优势，在国际舆论场上有传统影响力。而中国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信息库和舆论场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对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通达度一直不够充分。

 

打舆论战需要设计一个简单清晰、能直击人心的主题词，然后通过多角度推导和多叙事渲染，形成压倒性的舆论潮。从一段时间以来美强硬势力人物的表现和表态，基本可以看出对华舆论战的轨迹，关键词就是“中国不可信”。其目的就是要颠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成功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换言之，就是改变中国的“人设”，贴上“不诚实”“不守信”的标签，进而破坏中国的外部舆论环境。冷战期间，美国也是不断给苏联贴标签，从道义的角度将对手放到让公众认为无法相容的对立位置上。

 

 

三是经济、金融安全之争。疫情对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冲击，根据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20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达到了14.7％，5月份略有下降，但仍然高达13.3％。经济下行导致美国财政状况迅速恶化，在2020财年的前8个月，美国财政开支预计将超过3925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120亿美元，增速超过30％；其中在疫情高发的4月和5月，联邦政府收入减少了45.8％，而开支增加了93.6％，赤字更是高达11620亿美元。预计2020、2021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分别高达3.7万亿美元和2.1万亿美元。财政恶化导致美国联邦债务快速增加，截至6月10日，其总额已经接近26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本财年的前8个月内，联邦债务增加了超过3万亿美元。美联储预计2020年美国经济将会萎缩6.5％，因此，预计到本财年结束，美国本年财政赤字和联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分别达到18％、140％，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

 

为应对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推出约3万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美联储也计划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0.25％的区间内不变，直至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目标。这种无底洞式的经济刺激措施和直升机撒钱措施，不仅抬高债务率和赤字率，也会刺激高杠杆投机和流动性泛滥，埋下市场隐患。随着债务的不断膨胀，美国联邦赤字占GDP的比重有可能在未来几年甚至长期保持在10％以上。 

 

在此情况下，美方的焦虑感进一步上升，力图借疫情中多国反思供应链安全之机，渲染中国将优势产业“武器化”的风险，加快产业链、供应链结构调整中的“去中国化”。美国战略考量中的理想目标是，通过重修规则、重定标准、重立区域贸易集团、改造国际机制、关键技术和产业“脱钩”等做法，借“去全球化”实现“去中国化”。美方少数政客主张利用金融霸权压制中国，尽管滥用金融工具会对美国家信誉和美元信用造成伤害，但已不能完全排除这个选项。

 

不过，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调整是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在中国的许多外资企业把本地市场作为自己的主要经营对象，在没有大的政治和安全压力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离开中国。

 

四是战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较量。在军事安全领域，美方在战略、战术和具体操作层面对中国的疑虑都在上升，试图加大施压和制衡。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安全的问题上，中方对美方的压力和刺激须予以回击，并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和必要的行动。从趋势上看，未来一段时期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战略信任的缺失难以弥补。两国军事舰机在海上和空中近距离相遇已非偶然现象，发生摩擦的几率在增加。

 

新冠疫情期间，美海外部署的军事力量面临病毒威胁，不得不减少在全球的行动，但是为了防范中国“借机填补战略真空”，反而增加了在南海、台海、东海针对中国的巡航、侦察频率和挑衅力度。两军态势最大的不确定性还在于，双方未建立起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彼此底线不够明确，互动的规则和“红线”不够清晰。这导致双方需要不断相互试探，增添发生突发事件和不可控结果的风险。两国和两军高层在军事上曾经达成“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共识，如何切实维护是双方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中美之间的战略威慑关系也开始出现一些新变化。美国调整核战略、更新核武库、降低核门槛，以及发展导弹防御体系和高超声速飞行器、酝酿在中国周边部署中程导弹，可能拉大中美之间本就悬殊的核力量对比。并且，这是否会迫使中方考虑适度调整有待观察。此外，中美双方都是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新型武器平台和军事技术的主要探索者，两国网络、太空、极地军事化的动力明显，在这些领域如何管控两国竞争，亟待提上日程。

 

 

 

许多学者将新冠疫情视为战后世界历史的一道分水岭，认为它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不仅是心理上的，也是物质上的。但是目前看，它带来的变化并非颠覆性的，而是在产生催化剂和加速度的效果，全面加快和深化了已经出现的趋势。例如，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更快调整，国际权力进一步分化，大国战略竞争态势更加清晰等等，一些国家的内部治理矛盾也更加严峻。中美关系的恶化不是孤立发生的，需要放在多角度、多层次的变化中加以审视和度量。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疫情进一步挑战全球化思维，主要经济体纷纷反思和重审现行全球化模式下产业链对外依赖的风险。有分析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框架下，有可能会形成以中国（东亚）、美国、欧盟为中心的三大分体系，由此向外发散，离岸外包越来越被近岸外包取代，生产基地尽量靠近终端消费市场，供应链流程变短并更加多元，以便于灵活应对突发波动。

 

“三个中心”的形成也会促使国际资本相应调整流向，客观上助推中美“脱钩”。从目前各国的政策讨论和拟推出的举措看，有以下动向：第一，攸关美国安全的产品生产，如生物医药、个人卫生防护设备（PPE）和部分尖端制造企业可能会移出中国，不排除美方立法强令企业回迁；第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生产要素成本变化而从中国向外转移的步伐可能加快，美在耐用消费品上的对华依赖下降；第三，适应中国市场需求的行业巨头会驻守，它们在全球销量下降之际，继续从中国市场的复苏中获益；第四，5G等高科技产业“脱钩”，导致中国被排除在美国及其盟友市场之外，不排除形成事实上的不同体系和不同标准。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中美仍然拥有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广泛共同利益，两国专业人士在传染病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并未停止。但是，现任美国政府不仅缺乏对两国在全球领域合作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而且力图阻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力，把从多边机构中排斥中国作用当作重要的外交目标。特朗普政府架空世界贸易组织，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中阻挠中方人选承担关键领导职务。同时，与多国谈判和签署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核心内容的新双边自贸协定，植入排斥中国的“毒丸条款”。美方这一系列做法，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和合作体系的破坏和干扰是比较大的，发展下去难免会影响到全球解决共同挑战的意志和能力。

 

从国际格局的角度看，冷战后中国对国际格局的描述是“一超多强”，但是这一格局已经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力量变化而发生动摇。2020年初清华战略与安全中心举办年度国际形势研讨会时，中外战略界学者对当今世界的力量和权力分配进行了评估。一个比较重要的看法是，美国的世界霸权难以为继，但是作为超级大国，其实力地位和影响力仍然超群；中国虽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都与美国有相当大的差距，但是在经济规模和新经济态势上同排在后面的国家已经拉开了距离。中美加起来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全球军费开支的44％，未来两个相对强大的国家如何确立彼此关系，能否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抑或相反，是当今国际政治中的最大的课题。

 

中方学者认为，中国与美国在实力上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不愿意接受“两个超级大国”的概念，国际社会对“两极世界”也有很不好的历史记忆。但是，两个遥遥领先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对世界发展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因此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准确判断彼此意图，避免基于误判确定战略。更重要的是，要对新的全球问题进行探索并推进国际共识。这原本是一个在复杂互动中缓进的过程，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发生及其后果与美国大选选情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相叠加，使得美国的自信心进一步下降，对中国的恐惧和疑虑更深。这也必然会影响到两国探索新路径的互动方式和节奏，无论向哪个方向发展，都会明显提速，中美界定彼此看法和相处方式的迫切性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中美战略博弈过程中，不能忽略第三方视角。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影响新的世界格局形成的主线，未来世界能否保持在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还是会进入大国战略竞争甚至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于对方和两国关系的定位，是“敌”还是“非敌”，结果大不相同。而在这个方向的确定过程中，两国都会受到其他各方政策取向的影响。国际上的其他主要力量，无论是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友国家，还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都在采取一定的观望态度，构成某种“第三方力量”。

 

中国对世界经济拥有巨大影响力，全球70％的国家和地区都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拥有在世界金融和科技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和对国际事务的传统影响力乃至其同盟体系的聚合力量，仍对世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方力量”普遍不希望中美关系紧张到导致世界发生大分化的地步，各国也因与中美都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不想在两国之间做选择。但是，如果中美不可逆转地走向了冲突，许多国家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利益和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即便不主动选择美国，也很难选择支持中国。

 

疫情期间，我在参加一些中外学术线上会议时注意到，国际学界在议论“他者的崛起”，言外之意，如果世界进入领导力缺乏的状况，需要考虑如何构建新的聚合性领导力。2019年法德曾提出“多边主义联盟”的倡议，意在联合多国应对单边主义挑战，维护其自身利益和全球治理体制。

 

以上便是中美博弈的全球大背景，这些高度复杂和多元、多层次的因素是流动性的，也是可以转换的。中美竞争固然已经不可避免，但并非像美苏冷战等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因大国权力争夺而引发的对立关系那样，两者不可进行简单类推。

 

近现代史上曾出现的比较典型的大国竞争，如“一战”前的英德竞争、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美日对抗、20世纪后半叶的美苏冷战，有一些相近的特点。例如，都曾经有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景，新兴大国表现出进取姿态，守成大国在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被追赶的恐惧心理驱动下，选择了遏制对方的政策。

 

但是，中美竞争是在世界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后，被人为地突出起来的，两国相互之间和各自与世界多国之间已经存在深度依存的关系，中国自身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综合力量的全面发展。这些特点和条件在以往的大国恶性竞争中都是不存在的，也就决定了中美竞争将更加复杂，利弊关系更加难以拆解。虽然竞争面比较广泛，有时甚至十分激烈，但是两国在竞争关系和敌对关系之间，仍有相当大的空间。中美两国需要面对的最重要挑战抑或是最重要选择是，未来将是继续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解决彼此分歧，还是分道扬镳剥离成为两个相对独立且又彼此连接的体系，各行其是。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那也就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和现存体系的裂解。

 

 

一场世纪博弈的序幕已经拉开，无论中国人是否情愿，都已被裹挟其中。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猎的世界浪潮。中美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双方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评估彼此，两国既存在观念和利益上的分歧，同时也有着维系现存体系与总体和平合作大势的共同责任，两国人民在世界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目前中美两国对相互竞争的认识和基本判断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双方竞争的目标不在同一维度上：美方坚信中国的意图是从自己手中夺取世界领导地位，两国之争的性质是“老二”与“老大”的地位之争，因此其竞争战略以从各方面有效制约中国为目标；而中国的意图是实现“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和民族复兴，如果说争，争的是自己的发展空间。由此可见，未来中美是否会陷入零和对抗、抑或实现“竞合”关系，关键要看两国能否客观判断对方的实力与意图，进而能否找到彼此目标相容的空间。

 

在2020年余下的时间，美国外交举措必然要受到大选因素影响。经济衰退、两党极化、种族等社会问题和特朗普本人极富争议等现象，使得美国内持续动荡，政治争斗和民情撕裂的程度高于以往。针对“中国威胁”的炒作进一步向“高政治”辩题发展，强硬势力会更加卖力地激化与中国的矛盾，不能排除利用各种借口发动激烈攻势和采取激进举措，中美关系的形势会更加严峻。

 

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都是下一阶段双方决策层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探讨的。看美国对华态度的演变趋势，在如何实施新战略上可以观察到两个方向上的推动力：一股力量以华盛顿右翼为主导，主张对抗和“全面打压”中国，不断挑动争论，包括用“国家安全关切”和“政治分歧”等引领议题，极力减少双方各领域交往和持续推动“脱钩”；另一股相对理性的力量也是存在的，不主张放弃“有限接触”，希望保持务实关系，督促中方修正自己，改变“违规”和“不公平”做法。特朗普政府过激的对华政策措施对美自身的伤害日益显现，因此，虽然后一种观点常常被更加高调和尖锐的对抗声音所遮蔽，但是并非没有广泛和沉默的支持者，将来随着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其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

 

对中方而言，如何应对美国的竞争挑衅，如何准确判断世界潮流，并且能顺势而为，对内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进程不被打断，对外赢得和保障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和平与合作的环境？如何赢取更多国家对中国政策的了解和理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有效争取和开展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受严重干扰？这些都是摆在21世纪历程途中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而中方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选择，将很大程度决定对上述问题的回答。

 

毋庸讳言，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的调整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在前述两个方向的选择中，前者意味着正面对抗，意图将两国关系拖入恶性竞争的轨道。若此，中国自身的发展路径很难不受到大的冲击。一旦中美滑向局部乃至全面“脱钩”，美对华采取极端行为的顾忌就会减少，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难度也会增加。第二个方向看似缓和，但是顺此发展下去，不能排除美方会持续提高要价，所谓“合规”的压力从经贸领域外溢到政治和安全领域，将中国规范为美国治下的新全球体系的一部分。

 

需要认识到的是，历史人物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看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能低估一些政客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刻意误读、误判中国和由此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的伤害，甚至会让两国关系一时偏离正确轨道。但是，我们也不必高估他们改变历史潮流的能力。正如习近平主席讲到的，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习近平还指出，我们应该把握时代大势，客观认识世界发展变化，以负责任、合规矩的方式应对新情况新挑战。

 

鉴此，我们需要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做认真的思考和设计，主动提出自己的选择和方案，既能够切实维护中国根本利益，又能解决美方合理关切，同时也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方向。毕竟，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息息相关，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双输。为此，两国领导人曾经达成的构建“稳定、合作和协调的中美关系的共识”，应是思考和设计两国关系具体路径的根本指导。

 

中美关系未来比较好的前景是，经过博弈和理性的利益权衡，形成“竞合”关系，即相互进行有限、可控的竞争，同时能保持协调，维系双边关系在具体问题上相对稳定的发展，在多领域和全球事务中开展合作。最终实现这种大国良性竞争新型关系的前景，需要双方认真做出努力。然而，目前美国在官方层面不仅这种意愿比较小，反而在加紧向相反的方向使劲儿。因此对中方来说，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难度和阻力是非常大的。在今年美国大选结果出炉前的几个月，美方对华态度很难有积极的改变，接下来中国的选择和作为将对中美关系能否走向正确方向更具塑造力。

 

 

我们需要学会从相对平视的角度观察和处理对美关系，客观和冷静地评估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善用对未来所拥有的前所未有的塑造力，须以足够的自信、定力和韬略同美国这个老道的大国打交道。中美关系的更新和调整，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艰难博弈过程，好的结果是不可能求来的，只能通过艰苦斗争、大胆博弈和主动协调来赢取。

 

在现阶段的中美博弈中，中方需要更多地从积极的角度发挥引领作用，尽可能多地注入理性和务实的成分。

 

可以考虑主动进取，主动出牌，推动在关键领域开拓坦诚对话，彼此真正倾听，切实解决双方的合理关切，累积经验和条件。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努力的一个成功案例，虽然双方都没有实现所有的愿望，但是结果惠及彼此，也有利于两国关系的长远。这个协议在执行中难免遇到困难，尤其在当前气氛恶化和疫情持续的环境中，阻力和压力必然增大。但是，放弃协议带来的风险会更大，协议的有效落实才能避免两国关系更快下滑。协议中涉及的许多问题，亦是中国的改革中需要解决的。

 

中国坚决维护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安全，反对任何干涉国家内政的企图。同时，中国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更不会重蹈“美西方”向世界推广自己价值观的窠臼。要实现新时期的大国关系稳定，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严、价值体系的理解，按优先顺序梳理各自和共同关切的清单，就行为边界和底线形成共识和必要的默契。需要培育尊重对方关切和恰当的利益交换的能力和习惯，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安全利益和分歧，做出必要的管控安排。

 

中国的海上力量在成长，其意图和目的必然是美国等其他海上传统力量关注和应对的新问题。我们需要在西太平洋维系力量存在并建立有效威慑，通过必要的维权行动、积极的沟通磋商、务实的海上合作和专业有效的风险管控，实现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地区和平的责任。为此，须使我国的防卫政策和目标更加透明，让各方切实了解中国军事安全的合理主张和底线。

 

国际战略界也关心中美能否通过谈判构建军事力量和平共存的战略均势。虽然目前缺乏谈判的气氛，但是中美作为亚太两大主要军事力量，双方在战略安全领域建立对话渠道尤显重要。应开辟有效和多层沟通的管道，同时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避免发生误判。另外，中方虽然不参加涉及美俄双边问题的核裁军条约谈判，但一直是国际军备控制体系重要成员，几乎参加了所有重要机制，在国际上有良好口碑。中方在这方面可以更多地主动作为，例如推动有核国家接受中国提倡的“不首先使用”原则等。

 

中国人关心和擅长的，主要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例如在科技这个新的博弈前沿，需要将美方施加的巨大压力转化为激励自强的动力。可以充分利用当今世界全球科技的开源知识环境，努力提高创新能力，补“短板”以增强在技术、元件上的自给能力，但更重要的是增“长板”，提升向世界科技进步提供支撑的能力。唯有更好地维护我国在世界科技和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维系全球体系的健康成长，才能真正打破“脱钩”和分裂世界的企图。还应坚定和及时地采取“反脱钩”策略，在各个领域都执行坚决维护和增进交往的政策，各部门都多做“挂钩”的事，不做和少做会进一步导致“脱钩”的事。

 

我们需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明确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和体系维护者和改革者、完善者的站位，坚持高扬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的旗帜，用中国的“进”应对美国的“退”，用维护和平、促进增长的行动，对冲美方的破坏性举动，维系经济全球化的势头。面对后疫情时期世界发展难题和矛盾增加的局面，尽可能多地开展协商，协助各国解决问题，也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多做“加法”，多“赋能”，承担合作型大国的责任。做第三方工作要切实以发展彼此互利合作为目的，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为大方向，而不需要形成中美争夺第三方的零和局面。

 

在全球问题上，当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领域减少投入之际，世界多国都期待中国能发挥领导力。我们需要调动各领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多为解决世界性问题发挥作用。目前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国内已构建起政府与智库的有效合作机制和政策储备手段，无论是在官方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与国际社会保持着比较好的互动，体现了合作的力量。可以此为蓝本，在涉及反恐、防扩散、禁毒、跨国传染病防治乃至人工智能治理、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关注的重大课题上，培养官方和智库的有效合作，鼓励拓展国际对话渠道，不断提升向世界提供有效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国际传播领域，我们需要增强有效传播的能力，包括鼓励和动员多元化的传播手段和渠道，积极培养人才，改善和增强中国国际形象。我们需要更多地向国际信息库提供关于中国的一手信息和资料，让世界更多地从中国人这里获取而不是从间接渠道得到中国信息。此次美国大选，共和、民主两党都在用中国议题竞选，通过炒作“中国威胁”“中国挑战”来拉选票，这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但另一方面，从传播逻辑的角度看，外部的高度关注也为中方有针对性地传播中国知识和信息提供了窗口，如果有效和合理利用，可以让更多的美国人乃至国际民众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中国人的想法。

 

总之，中国已经从力量偏弱的国家，成长为拥有较强力量和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进入一个需要在新的实力基础上和更广阔的利益平台上运作内政和外交的时期，对美关系的处理也需要反映和适应这种变化。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一直试图论证中美之间是否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最近他在把研究重心转向为避免冲突提供解决之道，发起了一项名为“寻找应对中国挑战的大战略”的专项研究。这样的研究在美国并非仅此一家。中国的战略界是否也需要行动起来，研究“应对美国挑战的大战略”呢？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原标题：《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关系》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傅莹——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

编辑：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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